【阅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往事

发布日期:2021-09-06 18:49   来源:未知   阅读:

  有两首器乐名曲,一个叫“时光倒流”,另一个叫“往事”,旋律十分动听。联想如果把两首器乐的曲名用于回忆我们的院史,也会是很有回味的,从中有可能还会找出我们今后所需的正能量的东西。考虑到要简单顺畅一些,还是从历史上沿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我们院也同时诞生了。在参加广场举行的建国大典时,我院的名称为北京市公营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虽然人很少,只有10多人,力量很薄弱,但她已是首都北京的第一家国有建筑设计单位,像一粒种子似的,承担起首都的建设任务。永茂建筑公司的经理由北京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李公侠同志兼任。当时的工作地址是在东城区(当时尚称为内一区,我院老院长沈勃同志当时还是广场周边的内七区的区长),也就是王府井北边金鱼胡同口上的金城银行楼上三层中的几个房间。

  1949年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BIAD)(后图注简称为北京院)前身诞生地:王府井北口的金城银行大楼,名为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

  随着首都建筑设计业务量的增多,和不断增多的在全国招聘而来设计人员,金城银行狭小的办公室已无法开展工作。1950年下半年搬至靠近当时的内三区东厂胡同的5号小院内进行设计工作。院内有一个二层小楼约有200平方米左右,供分开的设计一部和二部使用,还有几间小平房供给行政和业务部门人员办公使用。到1951年职工已有50多人,同时在市政府的帮助聘请下,我们陆续地开始有了国内知名的技术权威,如顾鹏程、张开济、张镈三位老总,这时我们的单位名称也改为北京市公营永茂设计公司。(顺便说一下,永茂设计公司所在的东厂胡同是北京城内很有名的一条胡同。东厂是明朝时百姓和官员中反对派的一个官署,由宦官掌控,因此5号院周边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宦官用过的历史建筑。设计院搬出五号院后,市公安医院进驻,现在使用这个小院的是北京市公安局。)

  在东厂胡同北京院的工作大门对面便是明朝官署“东厂”,宦官魏中贤使用过的房屋现作文物保护

  1952年由于首都建设发展的需要,市政府决定改组永茂建筑公司,组建成立北京市建筑公司,我们也加入公司内,因此取名为北京市建筑公司设计部,人员仍需再扩大。经反复考虑在城区内已很难发展,经商议决定搬往人烟稀少、有发展空间的城西部,也就是现在的南礼士路。临时在路西边的南礼士路三条北里的一幢略大一些的坡屋顶二层楼楼内工作。此时的设计部已分为三个设计室,职工总数已有400多人。记得这个二层楼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后面是一个砖木结构的大食堂(现在已改为“老上海水晶宫酒楼”)。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胸前还都别有一个圆形的亮晶晶的“北京市建筑公司”的徽章,作为该单位人员的标志。原内七区区长沈勃同志既是建筑公司副经理也兼任设计部的经理。

  1952年北京院迁出城内到复兴门外南礼士路西侧的三条北里这幢小二层楼中工作,此时名为北京市建筑公司设计部

  当时的南礼士路属于郊区,地面建筑很少,四周非常空旷,向东望去就能看到北京的古城墙、护城河及河两岸的垂杨柳树等,还能清晰的看到我们最熟悉的复兴门,其实既无门也无门楼,只是在老城墙上开了个洞口,那还是1939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开的,当时取名叫“长安门”,北京的老百姓俗称“西豁口”,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改名叫“复兴门”,1957年拆老城墙时拆除。城东边的建国门也是如此。在老城墙上开的是一个大豁口,原名叫“启明门”,后来才改为叫“建国门”。我们北边的“阜成门”是有高大雄伟的城门楼,大家都知道旧时这里是往北京城内运煤的通道,少年时记得都叫其“平则门”;离我家最近的崇文门,我们历来都叫“哈德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老哈德门饭店均为我院设计。

  这就是旧时的复兴门,北京百姓俗称“西豁口”,1947年随旧老城墙一起拆除

  从南礼士路向东望去,远处还能看见复兴门左侧就是北京院用地,后让给海洋局、贸促会建楼

  1953年成立了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经中央建工部核准,我们北京市建筑公司设计部随之改为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从此开始了设计院的称号。我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当时的建筑工程局副局长李公侠同志,他给人们的感觉是为人正直、坦诚、有魄力,很能和人谈的来,也是极为重视技术人才的一位领导。他很早就认为北京建筑事业基础太差,靠北京的建筑技术力量是很难承担首都建设的重任,极力主张从南方招聘建筑技术工人,认为设计技术人员太少,主张从上海、香港等地进行招聘;副院长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沈勃同志(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毕业),主持院内日常工作。

  由于不断引入技术人才、并不断和社会上一些较小设计单位合并,根据当时的统计,到1953年底,我院职工总数为53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355人(含勘察、测量人员70人),当年完成设计任务建筑面积799,256平方米,其中有关民生工程住宅298,792平方米,教学楼115,459平方米,医院44,634平方米,各种工厂60,743平方米,出图4 798张(自然张)。1953年是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的第一年,我们不仅成立了正规的设计院,同时也步入了正规的科学管理,为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就是这一年,我们在南礼士路南口东南角所买的几十亩地上开始了规划设计、并先行动工建起十排平房宿舍(因交通极不方便员工需住在此处)和四排设计绘图用的平房、以及食堂等,随后搬迁至此,第四次更换工作地址,等待新的设计办公楼的建成。记得当时的出入口大门是在南侧的复兴门外大街上,并有我们自己的持枪警卫把守。

  这是1950年北京的地图,可以看出复兴门外几乎都是空地,北京院就是在这里买了几十亩属于自己单位的地皮

  1954年底在南礼士路南头东侧建起这幢有5000平方米工字形设计楼(水晶宫),在这幢楼中北京院人整整工作有四十年之久

  1954年进入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的第二年。根据首都经济建设形势的需要,于11月份经北京市研究决定我院脱离建工局,独立成立北京市设计院,由市政府直接领导并定为事业单位。记得在购地后开始规划时,原本想沿着复兴门外大街建一幢院办公楼,但因这个重要干线沿线规划要求建筑体量要大,标准也要高,而我院既没有钱也不敢这样做;即便沿南礼士路一侧的简陋办公楼当时还是建筑工程局帮助出资60万元建成的呢。所以,沿复兴门外大街的建筑方案被否定,把土地让给了国家海洋局和留促会,他们补偿我院,帮助建起一个行政办公楼(即现在院内A座六层楼)。后来我院建成沿南礼士路的5 000多平方米的“工”字形设计办公楼,年底搬入。

  这个简易楼,既没有电梯更不可能有空调,楼中设有两台烧煤锅炉的锅炉房,因三面有窗、采光、通风很好,所以倒也简单、朴素、实用。当时大家已很满足并喜气洋洋的搬进楼内工作。这座老楼,由于夜间经常通宵亮灯加班,还被人们称作“水晶宫”,从1954年建成到1994年拆除,共陪伴了北京建院人达四十年之久。记得在楼内南侧安排的是单数设计室1、3、5室,北侧则安排的是双数的2、4、6室,进楼后的前两年在北侧一层的东大屋内安排的是属于我院自己的勘察室,其中有地形地貌的测量和地质勘探两个专业。在当时如果没有这两个专业的支持,我们也是很难出设计图纸的,所以1956年勘察室调离我院到羊坊店成立由规划局领导的勘察处(后来成立了勘察院),我院同志还是依依不舍的。事后我还是经常去和他们联系工作计划,即便是每年的劳动,我也愿意去勘察处同外业同志在工地用手钻或机钻来进行取土样的劳动。

  复兴门外旧时遗物已不存在,唯有原护城河边上的几棵老柳还存活下来,这是其中一棵

  说到“北京市设计院”这个院名,20世纪五十年代我院的设计图纸上留下很多痕迹。当时北京的报纸上也曾经有过报导。有的后来人居然弄不清楚这是一所设计单位,包括记者,有的还通过一定的途径来问过我。

  搬进“工”字形办公楼约一年多的时间,1955年6月由于工作上的关联,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我院又划归为市规划局领导,所以也就改院名为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规划设计本来就是紧密相联,局、院又是一墙之隔,后来简直就成为一家人,很多活动都在一起,包括运动会等。一段时间,局、院人员相互调动也比较频繁,我院一部分人调局内工作,局内一些工作人员调到我院工作。后来规划局局长冯佩之同志还兼任了我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职务。有一段时间,我院的设计任务均由规划局来安排,在规划设计条件通知单上注明由我院进行设计。记得局内分城区近郊远郊等处,下设区县组。有时下现场看地形研究规划时,往往还叫上我院同志一起去,我就经常随着去,听取意见。

  在我院定名为规划局设计院期间,1957年整风后,中央城市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有329位同志合并到我院,数月后又有北京市第二地方工业局设计室及园林局设计室64位同志合并到我院,使我院的技术实力大增,职工人数已达1 099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841人,加上院内又有全国知名的技术权威、八大总工作为技术领导,使我院不仅在首都北京而且在全国同行业中也是技术实力最强、规模最大,并享有很好的声誉;也正因为如此,我院迎来不平凡的1958年。

  这是开始的一年,这一年社会上的各个行业均在跳跃式地发展。这一年我院共接受大小各项设计任务共有666项,是1957年的3.7倍,压力已是很大。为了喜迎十年建国大庆,中央决定改造广场,在首都北京建设十大建筑。我院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必须积极参与。经中央和市内反复研究确定下来十个具体项目,有八项交与我院设计。这其中就有设在广场上的两项重要建筑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

  在国庆十大建筑中要说规模最大和设计最为复杂的应该说是人民大会堂,这是后来毛主席的题名,当时的工程名称是“万人礼堂”。开始定的建筑面积是7万平方米,在研究过程中后来又增加了五千人的宴会厅及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等机关,最后增加到17.18万平方米,先后做了七次方案才定下来。除以上两项工程外,在我院设计的50多万平方米国庆工程中还有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军事博物馆、钓鱼台迎宾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和华侨大厦等国庆工程,仅在方案设计、研讨阶段,我院就有100多人参与工作。当时的设计绘图手段基本上还处于手工画图的原始状态,计算工具仍然是算盘、计算尺等。国庆十大建筑的建设周期是,从1958年9月确定具体工程项目,召开动员大会开始启动工作到1959年9月建成必须投入使用,表面上有一年的时间,实则只有10个月的时间,因此也只能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均在现场工地设计并参加每人每年一个月的劳动。时间之紧,大家工作之压力,难以想像,当时大家生活之艰苦同样也是很难想像的,但是建院人不畏各种困难,在拼搏忘我、高度责任感、无私奉献和追求设计精品、追求完美的精神作用下,圆满和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各项国庆工程设计任务,并建成投入使用。当时,可以说是极大地提升了北京作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形象。

  1958年北京院设计人员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绘制图纸,设计出来的人民大会堂(BIAD信息部提供)

  1958年北京院设计人员用最原始的手工方式绘制图纸,设计出来的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伟大的十年”文章中,对人民会堂的评价是:“北京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水平,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属于第一流的”,竟出现外国专家也来考察我们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情况。后来的社会评论是:“虽然1958年‘’是经济建设的大冒进,但‘十大建筑’则是公认的奇迹,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建设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智力、财力无与伦比:建筑技术之复杂,施工之艰巨以及所遇到的难题无以复加。建筑质量达到在当时条件下最稳健、最优秀的建筑高峰和最高水准,被人们称作政治意志、民族自豪、群众力量的巨大胜利”,可以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普通百姓爱看,并且看得懂。

  我院有国庆十周年工程之经历和考验,并且其精神之传承,相信建院人在日后的设计工作上应没有什么问题可被难倒。

  为使工作更加的顺畅、方便和更好的独立对外开展工作,同时使单位的名称也更加明晰,经市政府批准,于1960年4月,我院第七次又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但仍属处级单位,院内部单位也仍为科室编制,党的工作由市委建工部领导行政,行政工作仍为市规划局领导。此时正处在国家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时期(1958年~1962年),在这期间我院除完成国庆工程设计外,还完成了很多如:住宅小区、商业、医疗、教育、文化、行政办公、工业、交通等建筑的设计。在这五年中,我院共完成设计工程5 077项,建筑面积1 531.5万平方米,而我想说的是在这些工程中有571项和133.5万平方米是工业厂房建筑。当时我院同一轻、二轻、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工业局关系非常密切,我也经常和这些单位联系工作。

  历史上我院接受工业建筑设计任务,从少到多,再从多到少,是受首都建设方针政策、也就是受首都功能定位情况的影响。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4月,北京市委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就做出了“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提出:“恢复改造与发展生产乃是北平党政军民目前的中心任务”,即“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市长同志在1950年《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广播讲话中还提出要“创造条件使北京有可能从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任务。记得当时人们就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状况,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北京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加快了以工业化为主流的现代化建筑。

  1981年新成立的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所做的调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后来经中央批准,明确提出北京城市的性质应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工业基地,保护好具有首都性质的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这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院工业项目的设计任务也便逐渐减少。

  1960年,我院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和十年的动乱。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首都建设的最低潮,几乎已到停课、停产、停止工作的状态。据统计,期间的1966年至1976年,北京总共建房才有1 811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建房也只有164万平方米,而我院也一样,在这11年中总共完成设计任务1 404.3万平方米,平均每年完成任务也只有140.4万平方米,虽然如此,在此期间我院仍然完成了首都的一些重要工程的设计工作。

  北京院于1969年对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的古建进行重建设计工作,使其焕然一新,迎接全国人民和世界友人

  首先是于1969年对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为承天门的城楼进行了重建。重建前,每年国庆毛主席检阅游行队伍时,我院事先都必须派结构专业人员检查安全,然后才能使用。记得在一项检查中还发现了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在城楼屋顶中留下的一些子弹。重建后,不仅将城楼增加到9度抗震设防,而且还增设了电梯等10余类现代化设施,并适当增加了高度。新建后的城楼于1988年开始对中外游人开放。如今,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新中国革命的象征。我院所设计的观礼台也得到人们的赞誉,因为既不喧宾夺主又得体大方。

  再有就是对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世界历史名胜古迹天坛中的祈年殿,进行了重建的设计工作,并加大了防震、防雷、防火等各项保护措施,使这个世界闻名的历史古迹重见的辉煌。这是来京中外旅游者必去的观光之处。同期,我院还完成了一批外事工程的设计,如:各国驻华使馆、公寓、外贸谈判楼、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和建国后在首都的首个现代化的五星级饭店—北京饭店(东楼8.8万平方米),以及采用多项新技术、并获国家级、部级、市级多项奖的首都体育馆工程设计,再有就是小区住宅、医院、商业等一些民生工程。

  七十年代初北京院对天坛公园中的祈年殿也进了重建设计工作,1972年竣工,供游人观赏

  由于在北京的城区内要进行人民公社化的试点,我院曾在四城区内设计了四幢公社化大楼供居民居住,其中一个区由于经济匮乏未建成,其特点是各户均无小厨房,采用公共厨房,住宅底层设公共食堂、托儿所、服务站等,让居民过集体生活。三幢建成的地址是崇文区的安化寺,东城区的柏林寺,西城区的福绥境,现存的还有原崇文区和西城区两处,这种指导思想在后来有的公寓建筑设计中也有所体现。

  在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北京院曾设计的西城区福绥境公社大楼,每户无厨房,楼下设公共食堂,希望居民过集体生活,现称“福绥境大楼”

  1958年在城市中进行人民公社试点北京院设计的崇文区安化寺公社大楼,自建成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其安全提示牌

  老崇文区安化寺公社大楼现状,现称安化大楼(地址:新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4号楼)

  在那经济大起大落、政治上阴霾动荡、方针政策极左的各个时期,我院广大职工在不同的时期中也曾饱受过各种不同的酸楚。

  为学大庆贯彻“干打垒”先生产后生活的精神,我们也设计过一些窄小低层,每户建筑面积32~34平方米,外墙24厘米,无暖气、无卫生间、简易门窗的简易住宅楼,给居民的生活也带来极大的不便,这在天坛公园的周边仍留有痕迹。有些简易住宅后来被拆除,这种片面节约不仅使经济上受到更大的损失,同时也使建筑师们在设计思想上留下左右为难的情绪。

  在设计工作中为推广快速设计提高设计效率,各设计室在操场上列队按排定的工程规模性质,还进行过拼凑式的大比武活动。

  实施设计革命,主张下楼出院、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现场三结合设计组开展工作,出现前三门一条街约40万平方米的统建住宅。由于设计图纸不能标注我院名称,使归档问题、责任问题出现矛盾,后经市内调解后才归到我院……在“设计革命”中还出现过批判封、资、修、洋、怪、飞的思想,使不少建筑师蒙受打击,同时也造成建筑创作的学术思想混乱。

  1968年以后四年多的时间里,我院进驻解放军实行军管,成立设计院革命委员会,院内各部门及各设计室均改为连队编制,让大家过带有部队性质的生活,进行思想改造和锻炼。

  长期以来,我院广大干部每年均规定有一定的劳动时间。请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1962年),我院劳动时间的统计资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在城市建设中提出要体现“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路线。我院广大职工很多人都曾拿起过铁锹参加挖掘月坛等地区地下防空洞的劳动,并且在工程设计中的地下工程上也均有所体现,在院内也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如人防组等进行专业的管理,在图面上也出现过这方面的口号标识,同时北京也开始了地铁的建设。

  1. 反党集团被粉碎,的宣告结束。国家和我院均走上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正规发展道路。

  2. 唐山发生7.9级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人员伤亡、房屋倒塌十分惨重,并波及到北京,不仅震感很强同时使北京的不少房屋建筑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致使北京市民纷纷搬进了自己搭建的抗震棚中居住。地震发生后,我院立即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佩戴黑纱和小白花,不顾一切的到唐山、天津为期三周考察震后灾情,同时院内也专门组织了援唐救灾的设计队伍,接受了唐山地区的多处住宅小区、学校、医院、商业等各种工程的设计任务,还给唐山输送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工作,从此我院同唐山结成友谊,两处人员来往频繁。

  唐山大地震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院设计工作重点转向民生建筑,人员集中在国家重要建筑的检查鉴定和加固工作上,自此,北京也开始有了新设计建筑需八度抗震设防的规定。1966年,河北省邢台地震后,我们的房屋设计是从没有抗震设防提升到七度设防的。

  1976年唐山发生7.9级地震后,北京院立即组织设计队伍,进行援唐救灾活动,承担起大量的唐山建筑设计任务,这是其中一个已建成的住宅小区

  3. 在这一年,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会和毛主席先后离开了我们,为缅怀毛主席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的佳绩,为满足全国亿万人民向往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愿望,中央决定在广场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此时,我院立即从各设计室抽调技术人员组成设计队伍,奔赴施工现场,带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参加紧张的设计工作。清楚的记得当时的元旦和春节,大家均未休息,在众多其他单位人员的密切合作下(全国各省对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均有不同的具体贡献),在全国人民热情的参与下,经过日夜奋战,于1976年11月24日奠基,1977年5月26日竣工,8月29日安放毛主席遗体,9月9日举行落成典礼,建筑面积28 225平方米。在毛主席去世一周年时,这座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纪念堂便屹立在广场的南北中轴线上,有幸和深感自豪的是,当时自己也被院内派往施工现场参加了建设毛主席纪念堂设计方案的一些工作,并像院内其他同志一样获得了荣誉奖状。

  北京院设计的毛主席纪念堂工程。1976年11月24日奠基,1977年5月26日竣工

  1977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首都北京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局面走向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科教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逐渐恢复正常,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引领下,科技工作迎来了春天。我院的设计工作出现了广阔发展的前景,特别是1979年国家又安排了设计单位企业化的试点,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作用下,我院更加调动了广大设计人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建筑创作思想上也获得解放,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情景,在设计中也增加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在建筑投资方面出现多种渠道如国资、外资、中外合资和民间投资等,在设计工作上还出现了与境外合作设计的形式。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随着设计任务的不断增多,现代化智能型的综合办公写字楼、时代感很强的大型综合商场、涉外高星级宾馆饭店、知名的各种文化娱乐场所,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交通设施机场、车站、外交方面的公寓、使馆,高等院校和一些图书馆、医疗设备更加先进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具备国际比赛条件的体育场馆等等新型建筑纷纷出现。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社会消费热点的大量多层高层住宅、及其小区的各种配套工程,则被纷纷出现的非常活跃的城建开发公司运作起来,为此我院于1988年2月专门成立了住宅设计研究所,加强我院对住宅设计和小区规划的科研工作。曾通过上千住户的调查,根据市场不同的消费需求,做出多种系列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住宅标准图,供建房单位选用,并在住宅设计中努力增添科技含量、加强环境设计等。请看改革开放前后我院完成设计任务情况。

  1989年4月,我院经北京市科委和首都规划委办公室批准改名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把设计院的名称中加了“研究”二字,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更加名副其实的反映了我院的状况。我们的老同志都知道,早在1953年我院尚称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设计院期间,就建立了研究科。记得当时称作试验科,对各种材料性能的试验工作,结合设计室的工程还对建筑的地基、防水、预制构配件等进行研究,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增加,研究项目的范围不断扩大,五十年代后半期改为研究室。八十年代我院提升为局级单位后随之也改为研究所。

  几十年来,我院的研究人员为提高我院的设计质量和行业的技术进步辛勤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在装配化结构中的砖板结构,高层钢混大板结构,钢结构及大跨度悬索结构等,进行了试验与研究,并提出优化方案。在建筑理论、建筑历史等方面也曾经做过专门的研讨、分析,对建筑的构造、装饰、油漆彩画,以及建筑声学、热工学、太阳能、防水、防火等技术进行大量的试验与研究,提出数据主张,供设计工作中采用。在研究中,我们还主编和参编了很多国家建筑的标准、规定规范、规程参考,我们还参与由华北标办主编的建筑构造图集,并获建设部金奖。我们做的试验成果所提出的标准在国内外也是属于领先水平。邢台、唐山两次地震,通过现场调查和试验与研究,最后提出北京按八度标准抗震设防,并对普通砖混结构提高抗震性能和加固进行试验研究,对高层剪力墙、对高层超高层砌体、对大跨度结构新技术的应用、对建筑节能、研发各种内外墙的新型保温材料和新节能技术的应用,在开发新建筑材料和多层建筑结构新体系等……均做出艰辛的努力与贡献。其中一些研究的课题和成果并分别获得国家级、部级或市级的奖励。

  为保持北京院在行业中取得施工图纸质量领先地位,每年都要进行青年施工图评比活动,不断提高画图水平

  近些年来,我院研究所更是不断发展壮大,逐渐走向市场,为服务于社会还专门成立了检测所、新技术公司门市等,内部组建了不同学科的研究室、检测室,研究领域更加宽广、检测手段更加先进,后来还组建了复杂结构研究室。

  几十年来我院研究部门的工作,我是不可能说全、说细的,技术名词也不见得说的很准确,但是我有感触的是,我院的科研工作不仅能为设计工作创新开路,并能作为设计工作的技术后盾,同时设计工作又是科研工作的动力和源泉,两者不可分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工作时,我就经常看到设计同志和搞科研的同志一起商量技术问题。同时,院里还经常召开设计科研成果汇报会和院的科技工作会议。

  说到这里,也不能不说说历史上我们的设计室对科研工作也同样非常重视。记得当时完成大量设计任务的同时,也还要结合工程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任务,在设计室内强调“设计科研两不误”,请看历史上院内各设计室工时利用情况统计(当时的统计工作是把科研工作和设计总结工作放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院多年来是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并为推动我院和行业的技术发展进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就在改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名称四年之后,1993年院内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拆除老“工”字形办公楼(因经常加班,全楼整夜亮着日光灯,所以被人们称为“水晶宫”),另建新的设计大楼。这应该是人们很高兴的事,但一些老同志从感情上却恋恋不舍,因为这幢老办公楼从1954年建成使用,到1993年已整整陪伴建院人有四十年之久,大家在这幢楼里为国为民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度过无数的不眠之夜,使人难以忘怀。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首都的房屋建设,我认为约有80%以上可以说是由我院设计的,而千万张的设计图纸都是老一代设计人带着套袖、用手工方式从这幢楼中绘制出来的。无空调的火热夏天,和靠烧煤锅炉取暖而冷热不均的严寒冬天,也并未影响大家日夜赶工进行图纸的设计工作。大家一般都是几十元的工资,夜间经常加班,也只有超过12点才能获得两个圆形面包。当时大家吃起来还很满足,当时我自己就经常帮助给设计室加班的同志用大纸箱子送面包,而大家也是苦中有乐。当自己设计的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时,一种成就感就会使自己兴奋高兴起来。艰苦的工作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锻炼出我院一批具有艰苦朴实作风的设计人员。

  1950年代的绘图室(选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纪念集1949-2009》)

  五十年代进院工作的一批年青人在这幢楼中所得到的培养、教育、锻炼和提高是非常明显的。当初进院进楼工作时均是初中毕业生、职务是描图员,我们在做职工人员统计时划作练习生,而四十年后经过他们自身的刻苦努力和院内的积极培养,当他们离开院的老楼时,很多人都具有了高等学历,职称改为了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有的还进入了领导层。进院进楼时在生活上很多都是单身的年青人,而离院离开此楼时已是儿孙满堂、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较高学历的人进院进楼工作,把所学知识与实践结合出成绩、出效果,不断打造创新作品贡献社会。一部分同志由于技术造诣较高担当院所技术领导、主任工、总工的职责。

  我院早期除了从全国各地聘请的八大总工,还有众多的老专业组长,后来他们中的有些同志成为我院的总工。在老办公楼中,这些老一辈技术权威,也展示了他们的才能、智慧和技术的功底,指导和引领我院广大设计人员在建筑创作的道路上创造出许多经得起历史考验并得到广大民众认可的设计作品,包括历史上的十大建筑,同时他们在培育我院年青技术人员进行传帮带等方面也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如今老前辈们大部分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了我们心间,我们怀念他们。

  总之,老的建院人在这幢老楼中曾经历了四十年之久的成长、奉献的生活,经历了愉快和不愉快,坎坎坷坷、酸甜苦辣的遭遇,也正因为如此,建院的老人们对这幢老办公楼才会产生如此大的感情,而这幢老办公楼所代表的也正是我们设计院。

  设计院的老同志都对“水晶宫”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在这里倾注了毕生心血,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大家在这里既尝过不少成功的喜悦,也受到过无数的责难。大家在这里互相进行过无数的激烈争论,但又情同手足,互相支援,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1993年议论拆除“水晶宫”另建主楼时,很多同志十分留恋这幢建筑。有的还到我处议论。

  一天晚上,我独自到即将拆除的“水晶宫”前徘徊了许久,回忆在往昔艰苦岁月中,汇集了一代建筑界精英、在克服重重的困难过程中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为中央为首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现在,大家往日在此聚首和日夜工作的建筑要悄然消失,惋惜之情不言而喻。但是想到这是建筑设计院的进一步发展,设计院的同志将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将创造更辉煌更宏伟的成就,心情也就开朗平静了。

  设计院的老同志都对“水晶宫”怀有很深的感情。大家在这里倾注了毕生心血,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大家在这里既尝过不少成功的喜悦,也受到过无数的责难。大家在这里互相进行过无数的激烈争论,但又情同手足,互相支援,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1993年议论拆除“水晶宫”另建主楼时,很多同志十分留恋这幢建筑。有的还到我处议论。

  一天晚上,我独自到即将拆除的“水晶宫”前徘徊了许久,回忆在往昔艰苦岁月中,汇集了一代建筑界精英、在克服重重的困难过程中形成坚强的战斗集体,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为中央为首都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现在,大家往日在此聚首和日夜工作的建筑要悄然消失,惋惜之情不言而喻。但是想到这是建筑设计院的进一步发展,设计院的同志将因此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将创造更辉煌更宏伟的成就,心情也就开朗平静了。

  记得五十年代,我院在建这幢“工”字形办公楼时,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也很喜欢我院这幢楼的设计图纸,于是该公司在老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西侧利用我院图纸也建起一幢和我院相同的公司办公楼,此楼目前尚存在。

  1998年,我们搬入新建成的设计业务楼,工作环境条件发生巨大的变化,加上建威大厦和一些老楼的整装,再进到院内来似乎就像换了一个世界,再看见一大批年青人到院,使人感觉我们这个老院确实焕发了青春增添了活力,并展现出一种巨大的能量,再加上院内对未来发展指导思想如:服务理念、企业社会责任、设计理念、品牌竞争力,以及院内发展建设的最终目标等,均做出明确的表述,使大家的努力方向也更加明确,硬件、软件全都有了,只能看我们的努力了。我院的施工图纸一直受到施工单位的一致好评,清晰明了、无误,特别愿意使用我院图纸施工,每年我院都要进行青年施工图评比。另外,我院对外服务态度也受到建设单位的好评,那就是热情、耐心、周到。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已是不断丰收,硕果累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因为大家亲眼看到的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2012年1月,我院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院的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了我院转企改制的方案,这标志了我院从1979年7月开始经过30余年的企业化试点正式结束,真正的转为正规企业单位,走向市场,似乎试点的时间长了一些,但这是按照上级战略部署执行的,这也是我院梦寐以求的。因为事业单位的性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确实没有优势,改革是必需的。从此,我院就再次改单位名称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始我院历史的又一新篇章,并走上新的历史征途。道路是宽广的,挑战也会是残酷的,我们迎接未来仍需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顺着我院多次更改单位名称的线索,絮叨地回忆某些我院相关历史。深深的感到我院能走到今天,能成为首都北京乃至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知名度的民用建筑设计单位,成就与声誉来之不易,是经过不少曲折和坎坷之路走过来的。我亲身的感触是这要归功于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上说,历史上我院几代职工为服务社会流出汗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更难得的是院的各届领导从来都未曾放弃四个重视,那就是:

  从客观上说,我院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身处特殊的地理位置—首都北京。由于肩负建设首都北京的责任,因此中央及北京市的各级领导对我院都极为关心,并从各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以上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珍惜过去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积极做好未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好。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开业王中王最快开奖直播